他走之后，我看了一手里的甜瓜，忽然觉得沾上泥和了不能直接吃，至少应该拿冲冲――在此前的一两年中，我一直是带着泥或灰吃地捡来的所有东西的。

不过我们村的地“瘦”得远近闻名，又冒着盐碱花儿，种了也长不什么，所以即使不用交税承包也没人种地。随着村的第一条公路修起，我爹妈就开始了小摊小贩的生涯。

然后又在泥里画了几笔，把那个泥窝和其他几个泥窝连起来，画成了一个月牙，又把另外几个泥窝连起来，画了一柄勺，指着其中一个说，“这颗是你，文曲星天权转世。前事莫追，忘了的就忘了吧。”

他看了看我，：“不记得就好。”

我看向他戳了个窝的地方，忽然就能正常说话了，我说：“不记得。”

临走时他还摸了一把我的大脑袋，说：“这孩，才四岁脑袋就这么大，长大了肯定不得了，好好学习。”

我脚上趿着沾着泥的塑料拖鞋，抱着刚发的净被褥枕壶凳，用脚踢着我爹妈当年结婚去什么山蜜月旅行时跟团发的大行李包，耳朵上别了烟，拿着宿给的钥匙挨个数房号。

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回家说了说，我妈一边给我盛着清汤稀饭一边说：“现在的人贩，太不走心了，连个糖也不给你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直觉他问的是“他”，而不是“它”。

那个叔叔伸一手指在我撒和的泥巴里又了一个，说：“这里少了一颗文昌星司命，你不记得他了吗？”

而我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。

农村的孩都不怎么讲究卫生，我爹妈为生计奔波都来不及，也没有学前教育经验，还以为我是跟其他小孩玩得慢慢就懂事会说话了，没当一回事。

但是我爸听了十分紧张，毕竟我们家的家境生不起第二个孩了，这要是我再整天乱跑被拐走，岂不是他这几年喂的粮都白费了？于是，第二年，年仅五岁的我，被我爸一只鸡两瓶刀酒找了个亲戚，提前了离家十八里地的一所小学，从此，我开始了我长达20年的寒窗苦读之路。

随着年纪渐长，脸和的积渐渐跟上，我的大脑袋已经不显得那么突兀了，当时班里算上我一共是20个学生，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。

那天，我妈在唯一一条公路边的小树卖着从公井里打上来的煮的茶，我拿着一小块她切给我的甜瓜在旁边的一个地沟里玩泥巴，不知从哪冒来了一个个很的叔叔，他在我旁边蹲着，问：“小朋友，这个七十二星图是你画的？”

我当然没有回答，我要是能答话那就不叫“大娃娃”了。

那年夏天，我拖拉机转公交车再转客车然后是火车，了火车又倒了两趟公交车，总计百十公里的路倒了可能得有一千八百趟车，被路上的风把我“呲喽”熟了几遍，终于到了我爹说“毕了业能有一技之长，啥时候都不了岗，家里人生病了还能给看看”的沈城医科大学。

后来我知我的病叫“脑积”而不是“脑袋大就聪明”的时候我就决心把这个傻说的话忘了，可他戳的那个泥窝我却再也忘不了。